何思锦/文在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前，韩江就几乎成为了这个时代国际影响力最大的韩国作家。她的《素食者》在2016年获得布克国际奖，次年获得意大利马拉帕特文学奖。在2018年，她的《白》再次入围布克国际奖，并且进入最终角逐名单。而在2023年，《不做告别》获得美第奇外国文学奖。对于国际文坛和读者而言，谈到“HanKang”一词，第一反应或许早已从首尔的河流“汉江”变成了年轻有为的作家韩江。韩江的小说拥有极为丰富的层次与多样的表达，不仅包括具有强烈斗争性的作品，还有与国际接轨、探索现代性的尝试。她通过诗意的表达方式，不断抚慰着受伤的灵魂，回应着暴力带来的创伤与脆弱。正如诺贝尔奖颁奖词中谈到，她“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，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”。 韩江的作品仿佛一场文字的炼金术：她从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无声的痛楚和难以言表的情感，将它们凝炼成诗意的符号。在她的笔下，沉默不再只是一种隐忍，更是一种存在的方式——让时间凝滞、让情感蒸馏的艺术实验。就像炼金师在炉火中提炼黄金，韩江在简洁的句子与静谧的叙事中，将遭遇保留后的漫长疗愈过程，转化为闪烁着微光的珍宝。每一处无声都是一种力量的蓄积，每一段叙事都是一把利刃，切开黑暗的心脏，挖掘出那些被遗忘的情感矿脉。她的文字以一种克制的姿态，将极致的痛苦冷却至诗意的温度。正是在这种炼化的过程中，生活的灰烬成为了她创作的养料，而我们则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奇异的蜕变：人可以如此坚强，无论面对多么暗淡的瞬间，都能够重新获得新的生命。韩江的文学炼金术，正是一场在沉默与诗意中孕育生命、以文字直面暴力与苦难的精神旅程。 这种对暴力和生命的思考或许像一个与生俱来的胎记，可以追溯到韩江的出生。1970年，韩江的母亲林鉴五患上一场伤寒，她和平日应对症状一样服用药物，但却在服药之后得知自己已经怀孕。虽然知道药物可能影响胎儿的发育，深思熟虑之后她依然决定生下这个孩子，后来，这个女孩爱上写作，并且坚持创作多年如一日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韩江经常从大人那里听说自己“差一点没出生”。对于其他孩子而言，生活的选择可能是读书或者打工、留在国内或者出国，而对于韩江而言，出生之前就面临着活下来与不出生的岔路。 韩江的父亲是著名小说家韩胜源，在1968年以短篇小说《木船》登上文坛，曾经获得金东里文学奖、李箱文学奖、顺天文学奖等韩国重要文学奖项。得益于这样的家庭氛围，韩江从小就伴随书架上密密麻麻的作品长大。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，韩江回忆道，“父亲的读书方法是把书随便堆放，放置不管，随便拿来读，并且可以留下痕迹。因此，我至今能够毫无压迫地在书中度过时间。”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韩江从延世大学韩国文学系毕业之后，前往出版公司工作，并且在1993年11月在季刊《文学与社会》上发表了诗歌《首尔的冬天》等四部作品。第二年，她的短篇小说《红锚》入选首尔新闻新春文艺。自此，韩江正式开始作为作家活动。 暴力的面具，隐藏在日常里的疯狂 韩江有关暴力的持续不断的创作的最具特殊性之处在于，她不仅关怀着来自国家、社会这些宏大存在的暴力，也描绘了存在于原子单位的家庭里的暴力。夫妻之间、父母和子女之间、或是兄弟姊妹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暴力，它微弱得会被日常生活忽视、但又巨大到足以压垮许多活生生的人。尽管韩江的笔调温柔、充满关怀，但她所触及的惊心动魄的日常暴力依然震撼着读者。韩江在小说《在某一天》中揭示了人成为野兽的过程。男友因为无法接受女友对他的爱逐渐消失，给所见之事添加了许多疯狂的幻想，进而一步步被嫉妒和仇恨蒙蔽双眼，最终举刀刺向女友的身体。面对血泊中的女友，他颤颤巍巍地发动摩托车送她去医院急救病房，对护士放声大哭，恳求医生拯救女友的生命。韩江不做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，或许在她看来，众生皆是苦相，问题在于人们面对心中的恶念如何做出抉择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因为怜悯而不去触及人性中最复杂、最可悲的面相。所以在故事中，韩江设置了一个男友回忆的蒙太奇瞬间，通过女友之口戳破所谓的“爱情神话”：“你的脸，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脸，因为你看不到变形的丑陋至极的那张脸。那眼睛……那嘴唇，那牙齿里露出的憎恶，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你当然不会知道了！”“在某一天”指向一个道理，人身上暴力的积累会由量变成为质变，而质变的“某一天”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，即使想要补救，也无法做出任何挽回后果的行为。野兽的本能和鲜血、杀戮、暴力相关联，而这种行为可能源自人性深处的一种与生俱来、不可遏制的黑暗冲动。在韩江看来，社会规范的作用是反常识的，它不仅不会压制暴力，反而可能会成为刺激恶的导火索。 需要注意的是，韩江只是呈现出人心的黑暗，对于个体的人从不主观引导或是谴责。《傍晚时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》从孩子的视角观看父母婚姻的破裂，父亲施加给家庭的冷暴力导致母亲离家出走，在生活无以为继的状况下，他决定邀请孩子和自己一同结束生命。对孩子来说，可以看见的未来之路太过短浅，父亲所说的话和所行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她几乎无法从社会角度加以判断，因此在她向父亲提出肚子饿了想吃东西的请求时，面对父亲递来的花生酱三明治，回忆起温情的家庭生活，而不是昨天父亲所说“……和爸爸一起死掉好不好”。在艰难贫苦的生活中，即使是不喜欢吃的味道，遭遇饥饿也不得不吃。而这三明治是父亲特意为自己做的，孩子望着父亲布满血丝的眼睛，甚至试图朝他回应一个懂事的微笑。但故事在这时候发生了可悲的转变，或者说，韩江想让读者感受人性是多么不堪一击，面对挫败和失去会有多么脆弱，而这种脆弱又将多么卑微地折戟沉沙。三明治被咬下第一口，父亲就从孩子口中抢过来，拉着孩子在洗脸池冲水催吐。即使后悔，孩子的身体也被摧残得呕吐、疼痛。韩江通过细腻克制的叙述手法，让人物在极端处境中的挣扎自然流露，而非刻意引导读者作出道德判断。她打动人的正是这种态度，以平淡无奇的日常细节，观照存在的荒谬与情感的断裂，使温情与暴力、希望与绝望交织成独特的叙事张力。 在韩江的创作中，人的良心是从一开始就被认可的向度，但她所描绘的人性的黑暗太过出彩，几乎成为了一种前提式的存在。即使韩江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回避或者美化“良心”激发人心所产生的变化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常常忽视小说中的人性交缠和反复犹疑。可以说韩江延续着自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就不断被文学家们书写的一个母题，人在面对内心和外界的暴力时，应该以什么方式应对。韩江给出的答案与顺应黑暗相对，一种可能的解法是自然、植物、回归原始。 变形的身体，植物如何与暴力相处 韩江迷恋描写身体的变形，这种变形往往发生在女性身上，并且通向植物的方向。对身体的变形的描写不仅仅是形而上的隐喻，更是一种真实的、深刻的生存体验。变化发生意味着女性在抵抗既有的秩序，只不过这是一种“沉默的革命”，这种抗争不是通过激烈的外在冲突，而是通过对身体的重新诠释、对生命形态的重新选择来进行的。在韩江的笔下，女性通过身体的变化来表达一种新的存在方式，摆脱了社会强加的性别角色和身份认同，转而走向一种更加自然、柔和却顽强的生命形态。 事实上，《植物妻子》和《素食者》均讲述了这样的故事。《植物妻子》中，主人公逐渐成为了只需要浇水就生活下去的植物，她的身体不再是被社会规训的对象，而是表达自己意志、逃离压迫的媒介。更为人所知的《素食者》则更为细致地发展了这一思路。主人公英惠通过成为植物来抵抗来自动物性的暴力，但她的实际行动远远超出轻飘飘的“成为植物”四个字。英惠拒绝肉食，拒绝一切动物制品，扔掉了丈夫的皮鞋；她拒绝继续沉默且无微不至地照料丈夫，尽管已经日复一日持续了五年时间；她拒绝和丈夫同床，因为肌肤之亲的对象是实施暴力、从毛孔中散发着血和肉味道的刽子手；她拒绝被束缚，在外貌外形被高度苛责的韩国现代社会，英惠不愿穿上紧束乳房的胸衣——乳房也是小说的重要隐喻。不尖刻，不锐利的乳房无法给他人带来伤害，并且如同树与树的联系一样，它天然就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纽带。 女人们面对暴力的植物化变形是她们身体政治的极致体现。通过拒绝动物性食物来摆脱对暴力的屈从，人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瘦弱，甚至到最后完全拒绝进食，似乎在以死亡的威胁对抗一切强加于她的暴力秩序。当身体开始呈现出某种类似植物的形态，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时，她更像是一株正在逐渐枯萎但仍然顽强生存的植物——这是韩江想要书写的一种勇敢的人，她们拒绝参与人类社会的一切规则，通过身体的变形和消亡来完成精神上的解放。 变形并不是全部，它只是韩江诉说对抗方式的一种手段。韩江反复强调的更深刻的内容还在于，以更为广泛的、沉默而柔性的方式对抗暴力，人能够从这种对抗中实现生命的意义。小说《童佛》（1999）创作于《素食者》之前，韩江依凭这篇作品获得了第25届韩国小说家奖。韩江继续探索她一贯关心的两个核心问题：暴力的源头和生命的意义。小说通过善姬的觉醒，揭示了婚姻中的隐形压迫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。善姬的母亲通过绘制童佛寻求内心的平静，而善姬自己也在梦境中见过童佛。然而，小说并未局限于宗教或哲学的探讨，而是聚焦于善姬看似琐碎的婚姻生活，呈现她如何在面对丈夫的背叛时，找到自己的方式，重新掌控生命的方向。当善姬意识到自己对丈夫的感情不再是爱，而是一种习惯性维系的责任时，她重新审视了生命的本质：善与恶，义务与逃避，真实与虚伪，这些看似泾渭分明的界限却逐渐变得模糊。然而，这种模糊并未带来迷茫与恐惧，反而给予了她前所未有的释然——正因为不再爱他，她反而能更加平静地、全心投入到自己从事的工作之中。在这份平和中，她感受到一种内在的自由，没有了对丈夫的愤怒或怨恨，也不再需要争吵，生活的重心早已超越了婚姻的框架，指向更广阔的天地。 这些讲述让韩江的作品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力量：身体刻画得越是细腻，隐形的暴力就越是肆虐，而个体通过寻求自我解放的可能性也就越明晰。承受苦难的人们不仅仅是生命的器皿，也是反抗压迫、追求自由的武器。这样一群人通过身体的变形与植物的联结，或是其他亲近自然，背弃社会隐性规则的方式，找到了抵抗暴力的另类路径——一种超越物质、回归自然的解放之路。 魂兮归来，生命记忆与悼亡的意义 韩江在创作小说之前，另一个身份是诗人。她的早期诗歌中有这样一个场景，诗中主人公坐在夏季首尔的河川旁，“晚上，看见啼叫的鸟，在昏暗的木头长椅上啼叫，即使靠近也不逃跑，即使接近到伸手可及的程度，也不飞走。所以突然想起，我变成鬼魂了吗？”韩江总是想象自己是鬼魂，或生者与鬼魂相遇，再或是生者为了悼念历史伤痛，与鬼魂有奇迹般的交错。 韩江的写作不仅在探讨个体与伤痛的关系，更深入挖掘了记忆与历史的复杂交织。她提醒我们，某些告别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，更是在历史与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这种对历史与记忆的沉思，使韩江在《白》中进一步提出了存在主义式的叩问，探索生命与死亡的深层意义。她来到波兰，凝视战争遗迹，仿佛要从历史的尘埃中追溯创伤。虽然战争的创痛似乎会随着时间消逝，但韩江提醒我们不能忘却这些历史。借用皮埃尔·诺拉的“记忆之场”（Lieuxdemémoire）概念，历史中的某些场所被赋予了集体记忆与政治意义，而这种记忆不仅仅是事后构建的象征，反而与我们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。韩江在《白》中正是通过对历史和记忆的重新审视，探讨了这些记忆如何成为我们理解自我和生命的一部分。书中，“白色”贯穿始终，象征着雪、襁褓、盐等与生命和死亡密切相关的事物。这些白色意象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，更是承载了个人记忆与存在意义的隐喻。韩江通过这些物象探讨了在暴力和创伤的阴影下，个人如何通过回忆和反思重新审视生命的本质。在《白》中，战争、创伤、失去，这些带有历史与个人痛苦的体验，构成了对生死的思索，而这一思索也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事件，成为每个个体内在的精神旅程。 小说的形式像散文，甚至更接近诗歌，韩江放弃了传统的叙事结构，选择以碎片化的记忆与象征串联起她对生命的深刻理解。这种形式不仅传达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，也反映了个体在面对历史创伤时的复杂情感。书中的记忆线索最终指向韩江个人的生命体验——那位从未谋面、出生后不久便夭折的姐姐。这条亲缘的纽带，以及对失去的思索，赋予了小说更为私人的层次。白色因此成为了一种反思暴力、回应失去，以及思考生与死的方式。 韩江的写作手法将极简推向极致，在沉默的世界中凝聚了生命的重量和难以言说的真相。她的文学，是沉默的，也是诗意的，但在看似冷静的表象之下，涌动着强烈的情感与反思。在她笔下，黑暗不再只是吞噬，我们有能力从中开启一扇通向理解、接纳与重生的门。她将平凡生活中的隐痛提炼成了令人惊叹的文学宝石，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打破自我防线，感知生命的脆弱与韧性。这种寂静的共鸣，恰恰触及灵魂最隐秘的角落。